安徽出生人口四连跌背后：合马芜出生率上扬 阜亳宿新生儿骤降
《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提出，2017年至2021年安徽出生人口分别为98.4万、86.5万、76.6万、64.5万、53万（预测），年增长率为-12.1%、-11.4%、-15.8%，-17.8%，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。
仅仅四年时间，出生人口降幅超过40%，对于安徽这个人口输出大省来说，实在不容乐观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出生人口大幅下滑？具体到各个城市，情况又是怎样的呢？
育龄妇女减少
生育意愿低迷
安徽出生人口的大幅下滑，客观原因在于育龄妇女减少，主观原因在于生育意愿低迷。
有不少观点认为，人口外流是安徽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的主因，但从数据来看，情况绝非如此简单。众所周知，安徽是全国最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之一，人口外流长期超过千万，高居全国前列。2020年，安徽省流向省外的人口达到1152万人，这一数据虽然惊人，但与过去几年相比却也不算大幅增加。
不过，女性人口外流的比重却在提高。2017年，安徽全省外出半年以上人口中，女性占比为42.91%，2018年、2019年则分别达到44.86%和44.05%。女性人口加速外流，再加上当年计划生育带来的影响，导致安徽育龄妇女总数减少，尤其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减少，成为出生人口暴跌的直接因素。
2020年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《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》显示，2019年安徽全省15-49岁育龄妇女1449.7万人，比2018年减少39.5万人，比2010年减少253.1万人。其中20-29岁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355.8万人，比2018年减少36万人，比2010年减少88.2万人。而据官方预测，到2025年，安徽15-49周岁育龄妇女人数平均每年还将减少20万人左右。
育龄妇女不仅大幅减少，生育意愿也持续低迷。安徽统计局指出，受养育成本高、托育服务短缺、医疗资源不足、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，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。2019年，安徽符合生育政策的女性中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占55.6%，比2018年提高1.7个百分点。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.77个，远低于2.1个的人口更替水平，生育意愿持续低迷。
造成养育成本高、托育服务短缺、医疗资源不足、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的背后，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。过去十年，安徽GDP名义增幅达到213%，是中东部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。城镇化率从42.99%提升到58.33%，上升了15.34个百分点。省内流动人口达到1232万人，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737万人，增长148.9%。
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孙中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，社会文明的进步，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提高，更加追求自我的独立和价值的实现。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，让更多的年轻人集聚到城市、城镇，从事非农产业，不再像农业经济时代，家庭需要密集的劳动力投入来获得收入。
合马芜出生率整体上扬
皖北城市出生率跌幅较大
当然，由于安徽省内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集聚程度不一，它们的出生人口变动也不太相同。
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，安徽大部分城市都迎来了一波出生率的小高峰，合肥、芜湖、马鞍山出生率整体上扬，较此前提升了1个以上千分点。也有部分城市出生率不升反降，阜阳、亳州和宿州就是下滑最严重的城市。
合肥近年人口出生率整体上扬，与其吸引了大量外来年轻人口不无关系。过去十年，合肥常住人口增加191.28万人，这一数据甚至超过了上海和南京，在全国排在前20名。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，这些年合肥的整体发展思路比较清晰，准确把握了产业发展规律，很好地抓住了产业分工与升级路径。产业快速发展，也就吸引了周边地市大量人口流入。
芜湖是安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，且同时享有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双重资格。作为安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，芜湖具备较为雄厚的产业基础，不仅拥有奇瑞汽车这样的著名制造企业，也有三七互娱、三只松鼠等新兴企业，在安徽颇为亮眼。
此外，芜湖的GDP和人均GDP在全省高居第二，人均可支配收入位居第三，且由于与南京的一体化发展开始较早，高铁、城际等轨道交通十分发达，以上种种都让芜湖成为居住舒适度较高的城市。
虽然马鞍山的经济与人口总量都不甚亮眼，却是全省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。马钢给这座城市打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，与南京的同城化发展又加快了其产业转型升级，提升了交通、居住等便利程度。
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近年来出生率下滑较小的城市几乎都位于南京周边地区，下滑较严重的则都位于经济落后的皖北地区，比如阜阳、亳州和宿州。这些城市城镇化水平低、人口外流严重、人均收入垫底，随着育龄妇女的减少和生育意愿的低迷，出生率已从16‰-19‰降至13‰-15‰。
虽然这个出生率与其他城市相比依然很高，但从出生人口数量来看，跌幅已经十分惊人。由于各市均未公布常住人口出生数量，我们从户籍人口出生数来做个观察。昔日安徽人口第一大市阜阳，2016年全市户籍人口出生数量21.88万人，2017年-2019年分别为18.48万人、16.13万人和13.25万人，三年时间减少了39.44%。亳州、宿州的出生人口，在2018和2019两年也减少了25%以上。
连经济欠发达的三四线城市也不愿意生孩子了，用安徽官方的话来说就是，“人口形势极为严峻”。
育儿假+生育补贴
安徽鼓励生育政策力度平平
为了解决出生人口“四连降”的困局，安徽拟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。
9月底公布的《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，提出了多项奖励政策，包括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，延长产假九十天；男方享受三十天护理假；在子女六周岁以前，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十天育儿假。同时，将建立生育补贴制度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婴幼儿家庭入托、入园也将给予一定补助。
然而，大部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。因为相比庞大的育儿花费来说，各种生育补贴只能说是杯水车薪，护理假、育儿假从现实操作和可行性角度来讲，更是难以落到实处。
那么其他城市或省份，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呢？最近发布新政策的北京，就直接从育儿的“最大成本”——住房来切入。上周北京市朝阳区发布公告，启动面向“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”轮候家庭组织选房，多孩家庭可以免去轮候和摇号，直接配租公租房。据了解，目前北京全市此类家庭还在轮候公租房的有近3000户，算是个不小的群体。
实际上，北京近年来出生人口的降幅比安徽还要严重。北京户籍人口出生数量在2017年达到17.13万后开始下滑，到2020年仅出生10.04万人，三年减少了41%。而对于生活在北京的年轻人来说，住房问题可能是最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之一。因此，北京这项举措相当具有针对性，也有很好的示范效应。
除了住房之外，养育压力也是需要解决的一大难点。对此，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孙中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建议，安徽应探索建立家庭其他成员（如祖辈）参与家庭养育的政府补贴制度，加大生育津贴及发放再生育补助金。建议建立生育成本分担机制，科学测算生育成本，合理划分政府、社会、家庭的成本分担比例。
此外，孙中锋还建议在全省范围内增加不同等级的婴幼儿托育机构，以满足不同家庭所需，减轻女性劳动力的养育压力，既可以提高育龄妇女生育意愿，还能有效保证女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，进而增加全省劳动力供给。
当然，提高生育率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绝非安徽一家之难题。让年轻人有充分的获得感和安全感，才是提高生育的最大实招。
参考资料：
[1] 安徽省统计年鉴、各市统计年鉴
[2] 我省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.安徽统计
[3] 安徽人口流出1152万，导致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？并非如此.第一财经
[4] 安徽出生人口为何断崖式下降？界面新闻
[5] 增加产假、护理假、育儿假……出生人口“四连降”后，安徽出招.极目新闻
[6] 育龄妇女年均减20万，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的安徽怎么了？经济观察报
[7] 各地密集出台鼓励生育配套政策，媒体：提高生育率是持久战.证券时报